唐福州球场山亭地形剖面示意图
唐《球场山亭记》残碑（福建博物院藏）
在7世纪之前，中国园林已形成了皇家、私人与寺观园林三分天下的局面。中唐以后，一种新的园林类型——公共园林开始在地方城市兴起，世人熟知的杭州西湖便成名于这一时期。遗憾的是，受史料限制，学界对这一新园林类型的兴起缺乏深入探讨，而福州出土的唐碑《球场山亭记》为此开启了一扇小门，让我们得以寻察园林史的这一新变。
唐碑《球场山亭记》于1958年出土，为闽中金石年代之最。出土时该碑残损严重，学者陈叔侗据梁克家《三山志》的记录复原了这块唐碑的基本面貌：其正面镌刻唐元和八年（813年）山亭营建之过程与二十九景之名，背面则刻有主事者福州刺史裴次元所作亭序与20首咏景诗。
“球场”中“球”系从西域传来唐代甚为流行的马球。“山亭”系唐人对以山为主体骨架的郊野园林的指称，其中的“山”唐时为泉山，系今之冶山。“球场”在“山亭”之南，两者比邻而建。球场山亭建成之后，裴次元还郑重其事为其立碑，可见在他的心里，这是一项足以传告世人的重要工程。唐时的球场山亭，大致位于今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以东的冶山周边区域。
需要明确的是，球场山亭是福州城的公共园林，并非私人享乐之所。细察碑文背面落款：福州刺史裴次元、监军使宣义郎刘元弼、观察判官杨郇伯、观察推官冯审，其中冯审作为校书郎还是碑文的撰写者。主持营建的4名人员均具公职身份，足见营建山亭是一种公务行为。
此山亭亦非宋代以后专属于官府人员的衙署园林，它紧邻着供市民游赏的公共空间——球场，并能与之相通。碑文曰：“清风长在，双舟泛浮，与仁智游。”后任刺史杨发为寻找裴次元的题壁诗文而“访于邑宰（客），得其本”。这里的“仁智”者与“邑宰（客）”并非特指官僚阶层，说明该山亭彼时对市民开放，他们可享用这座山亭。通读碑文，我们亦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共有共享的政治理念。
这座山亭因何而起？在山亭修建之前，冶山横卧于新建马球场与剑池古迹之间，阻碍了往来交通。碑文记载，为解决此困扰，裴次元多次进行考察，发现冶山“维石岩岩，峰峦巉峭耸其左，林壑幽邃在其右。是用启迪高深，必尽其趣；建创亭宇，咸适其宜”，且与“北乃接山麓，翳荟荒榛”的球场相接，是天然的造园佳处。于是他在冶山上开山造景，“转石而峰峦出，浚坳而池塘见，高亭结构而虚敞，为潭、为洞、为岛、为沼，窈窕深邃，安可殚极”。
既营建出巧夺天工的山亭胜景，又贯通了山之南北，化解了交通之困。山亭的营建将球场、剑池史迹以及周围的山水胜景联结为一体，形成一个自然与人文相交融的风景游憩区。裴次元的设计意匠之高明由此可见一斑。
因山营园，其间路桥连绵，亭台起伏。天泉池、桃李坞、芳茗原、越壑桥、筋竹岩、山阴亭、白土谷、秋芦岗、磐石椒、涵清洞、红蕉坪、独秀峰、涟漪亭、东阳坡、枇杷川、石堤桥、八角亭、筼筜坳、分路桥、观海亭、梅榴亭、双松岭、登山路、乾冈岑、松筠陌、望京山、夜合亭、玩琴台、木瓜亭，二十九景遍布于冶山上下，山水宜人，一花一树皆成一景。亭、岭、路、池、台、岩、川、岗、坞、原等元素或高或低而错落有致，或幽或明而彼此映照，丰富着游人的空间体验与感受。人居山阴亭，便能因借相对高耸的冶山地形俯观山南球场上的马球比赛。
这座山亭在彼时之福州，却深受长安园林文化的影响。其因郊野之地而成景，为一景取一名，每景又赋诗一首。这种造景赋诗方式在唐长安地区的诸多城郊园林中已十分常见，王维的《辋川别业》便是其中的典型。此外，在马球场的四周建亭配景而游赏成风在长安城也已司空见惯。长安城是大唐帝国，乃至全世界文明的高地，而彼时的福州还是一座尚未被充分开发的南方小城，它竟有如此新潮之物，应归功于主事者裴次元。
进士出身的裴次元入闽前曾是太府卿（从三品），不仅总掌着廪藏、财货以及贸易，也统管着京都四市、常平七署。他深受长安文化的熏染，熟稔园林营造法式，当他在福州城面临球场山亭的选址、造景等问题时，自然会将他在长安城习得的经验移植到福州的城市建设中来。
除北园南渐的浸润之外，福州作为海洋商贸城市的崛起则为这座公共园林的兴建奠定了坚实基础。福州自古背山面海，海运优势得天独厚，唐代以后海上贸易尤为活跃。“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唐代诗人包何在诗中为我们描绘大批外国人在福州进行朝贡和贸易的繁华景象。据碑文记载，大量外商番客的到来也产生了“风俗时不恒”等社会问题，但裴次元励精图治，“政既实设，而邦人和”。而“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地区藩镇割据、战乱频发，致使大量人口南迁，涌入政治相对安宁的福州城，带来诸多先进的生产经验与技术。加之历任主政者的苦心经营，到9世纪初叶，彼时福州已政通人和、经济丰饶，市民安居乐业，休闲娱乐之需日盛，兴建球场山亭已成为主政者裴次元的当务之急。
城市之需让裴次元获得了兴建这座山亭的理由，但更为深刻的则是士大夫园林观念的转变。“邑之有观游，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唐代柳宗元在《零陵三亭记》中否定了园林观游乃“非政”的观点，转而认为其乃为官之助，系善政之果。碑文有言：“公之廉察观风，为天下最之如此也。”“……旨，传命，月无虚，时无缺，懿乎。”其背后的逻辑与柳宗元的新论如出一辙。
对裴次元而言，兴建球场山亭不止于碑文所言的“以悦戎旅而宣武事”与“只壮郡府”，建造一个世俗化的社会教化场所，以达到寓教于乐的理想境界，亦能向外彰显卓著的治理政绩，从而树立勤政有为、与民同乐的自我形象。于裴次元这类朝廷外派的官员而言，公共园林建设一方面可从案牍劳形中解脱，放松身心，另一方面可展示才华与绩效而博得百姓口碑。遍观白居易在杭州、柳宗元在永州与柳州、颜真卿在湖州所主导的园林营造新气象，其动因亦不出其外。
唐以前，园林作为皇族权势或家族实力的表征，只是少数人的专属之物。但球场山亭的兴起则清晰地展露了中国园林文化的深度转向，即在贵族和精英文化主导的园林文化潮流中衍生出平民化与大众化的趋势，并由此开启了世俗化的进程，诞生了真正供城市居民享用的公共园林类型，这构成了中国园林“唐宋转型”的重要面向。
其包含着两个重要面向：一方面诸如中唐裴次元在“报政之暇”兴建球场山亭，被视为政成俗阜的产物，不再被贴上“大兴土木”的负面标签。及至宋代，士大夫更是将修建公共园林作为职责达成后的展示。北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在“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之后重修岳阳楼，其好友范仲淹在为其所作《岳阳楼记》中高度赞扬这种行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另一方面，“与民同乐”的儒家思想在公共园林之中得以重新诠释。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儒家向来主张“劳则生，逸则亡”，这让有造园冲动的士大夫背负玩物丧志的道德包袱，也会在无形之中弱化他们对山水之乐的追求。但在中唐之后，儒家这一旧的思想羁绊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柳宗元所提倡的新的园林游乐观念。同时，商贸娱乐城市的兴起与城市居民群体的壮大，则使得民众的休闲娱乐之需，已成为主政者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碑文记载，裴次元“心逸、思畅，自然逍遥”，并非独乐，而是“与仁智者游”，城市居民得以进入园林观游娱乐。北宋福州太守程师孟新建福州城另一公共风景区——道山亭，其所秉持的初心与之一脉相承。
宋元时期，福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大步迈入市民城市时代。《三山志》记载，程师孟对剑池（宋称“欧冶池”）进行了改造提升，“于是亭阁其上，而浮以画舫，可燕可游”，并继续对市民开放。彼时福州城市风景园林体系建设已较为完善，公共游赏活动愈发增多，如二月州府开放花园的游玩欣赏，清明时节的东郊游山踏青，端午时节的西湖划舟竞渡，重阳节的九仙山登高赏菊……而这一切皆可追溯至中唐时期这一座球场山亭的兴建。
此球场山亭的营建不只出于勾连冶山南北交通之需，亦是官员美政思想的物化与福州城市文明发展的产物，亦可称之为城市公共园林崛起的典型。从中唐始，至宋代，中国园林最终形成皇家、私人、寺观、公共园林四分天下的新格局，而球场山亭则正好处于这一演化脉络的起点上。如今的冶山春秋园，建于唐代球场山亭旧址之上，仍然是福州城区居民的休闲娱乐场所，滋养着福州作为山水型城市的文化性格。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学院）
